本次研讨会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明英姿教授和树兰（杭州）医院寿张飞教授共同担任大会主席，四川省人民医院魏亮教授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张雷教授做专题分享，并邀请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程颖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朱一辰教授等专家共同参与临床问题研讨。

排斥反应是移植术后患者可能存在的重要问题。如何诊断排斥反应？病理穿刺是“金标准”，但病理穿刺并不被全部移植患者所接受，加上操作不便捷，仍需要不断的改进。

明英姿教授在致辞中表示，目前国际上逐渐开始推崇微创/无创的诊断技术，cfDNA作为其中的热点之一，在移植领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器官移植需要介入供者的器官，不可避免的带入另一套基因，并在不同情况下释放到受者体内。通过检测循环体液中来自于凋亡或坏死供体细胞的游离DNA，来检测肾损伤，预警ABMR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寿张飞教授提到，GcfDNA是移植领域炙手可热的课题，在本次专家研讨会中，我们将深入讨论如何应用到临床，服务移植患者。

魏亮教授发表主题报告《器官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辅助诊断——供体源游离核酸（GcfDNA）技术应用》拉开本次学术分享的帷幕。自2017年起，血液GcfDNA在器官移植领域的研究开始逐年增多，其中以肾脏移植为主要代表。

国际肾脏病杂志曾于今年发表了一项来自美国大型多中心的纵向监测研究，涉及1092例肾移植受者，219份配对活检样本，用于评估GcfDNA在识别移植术后排斥反应中的有效性。最终挑选出203例患者和219组GcfDNA结果与组织活检结果间隔＜30天的配对结果。结果显示：

• 对比肌酐，GcfDNA对于排斥与非排斥反应有更好的区分效果。（GcfDNA，排斥组中位值vs非排斥组中位值：1.60% vs 0.23%）
• GcfDNA可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的排斥反应，如ABMR和TCMR。（GcfDNA%：ABMR组中位值1.8%，TCMR中位值0.7%，非排斥组中位值0.23%）
• 相对于例行活检样本，临床指标异常而进行活检的样本中GcfDNA%更高。
• GcfDNA%每上升1%，排斥风险增加3.3倍。

由于GcfDNA水平存在移植物和受者个体差异，因此在临床中更推荐GcfDNA长期动态监测。美国多所大学及医学中心建议术后1年内，在1、2、3、4、6、9、12月各进行一次GcfDNA检测，作为移植后的免疫转换点，为医生临床决策提供帮助。

有文献指出，连续2次GcfDNA%检测，增幅达到61%时，已超出dd-cfDNA的生物学浮动区间，需要增加检测频率；当增幅达到149%时，已进入高风险排斥区间，建议采用活检穿刺验证，及时干预。

如何更好的将GcfDNA指标应用于移植术后健康管理？

魏亮教授提出了4个点：

1. 稳定的技术体系
2. 建立个体化GcfDNA基线
3. 动态监测GcfDNA的变化趋势及幅度
4. 整合其他临床指标

张雷教授在《GcfDNA监测对AMR高危患者的临床意义》中提到，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是影响移植肾长期存活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移植肾丢失的首因。其中，dnDSA是非致敏患者产生AMR的主要原因，而移植三个月后的AMR也以dnDSA为主。

供受者HLA错配负荷高会导致产生dnDSA的风险增加，但目前临床上在正确评估供受者HLA错配负荷方面仍面临着困难。

张雷教授表示，AMR在临床上诊断困难，目前仍主要依赖于DSA的判定和病理穿刺，并不及时，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同时AMR的治疗也存在一定的难点，效果差、费用贵。迄今为止，对于caAMR的治疗尚未形成统一方案。因此早期诊断、积极治疗，对于挽救移植肾至关重要。

移植术后通过有规律的、定期DSA检测，可以及早发现DSA的产生，是预测受者发生AMR的关键。但与此同时，DSA预警AMR也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检测方面有漏检和假阳性，而临床诊断也没有统一的阳性阈值标准。同时，DSA阳性到AMR病理损伤仍需要一定的时间，而DSA也不一定会造成AMR。

GcfDNA作为器官损伤的早期重要敏感标志物，可以很好的辅助DSA，弥补其短板，尽早诊断AMR。多项研究数据显示：

• GcfDNA升高伴随着dnDSAs产生风险增加
• GcfDNA辅助诊断排斥性能反应优于肌酐
• GcfDNA可以反馈移植物的损伤，与DSA相互印证，弥补DSA的短板。

   

随后，各位专家针对以下三个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从临床出发，各抒己见。

朱一辰教授表示我院也已逐步开展了GcfDNA检测，目前主要的受限因素还是经济问题。对于第三方检验来说，费用仍属于中高水平，并不被所有患者所接受。未来需考虑如何将GcfDNA技术扩展至更多领域，挖掘更大的价值，如联合DSA的合并诊断。

同时，有关GcfDNA的研究大部分在国外开展，仍缺少中国人群相关的研究数据和报道。

魏亮教授对此补充道，目前已有国外研究开展了血尿结合的GcfDNA研究，但尿液GcfDNA仍存在着几个挑战：

1. 由于尿液经过肾脏排出，因此尿液中的GcfDNA含量非常高，甚至高于移植患者自身的cfDNA。
2. GcfDNA含量受尿液浓度影响较大，空腹和饮水后的数值具有一定的差距。
3. 尿液GcfDNA的相关研究和技术等还有待明确。

GcfDNA技术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了认可，但在国内还缺乏属于我们国人和各移植中心自己的数据。下一步，我们希望能够联合多家移植医院开展多中心的纵向研究，为临床应用打下基础。

同时，对于GcfDNA的费用问题，寿张飞教授认为GcfDNA的价格受限于目前使用人数较少，未来通过扩展应用领域，当更多移植患者享受到这项技术时，相信GcfDNA的费用也会相应的降低。

*本文仅供医疗相关专业人员参考